中蒙最大陆路口岸“提速”通关让新鲜果蔬飘香海外

中新网二连浩特7月22日电(李爱平 梁晓虹)二连海关22日对外消息指,今年上半年,中蒙最大陆路口岸——二连浩特口岸共出口果蔬5.1万吨,同比增长12.5%。

二连浩特口岸位于中国的正北方,北与蒙古国扎门乌德隔界相望,是中国通往蒙古国的唯一铁路口岸,也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全国13个沿边开放城市之一。

落地济南第二天,Devin在隔离酒店里就因为工作从早忙到了晚。6月10日,Devin搭上了从加尔各答到济南的包机,对他来说,隔离14天之后就可以回到离济南260多公里的临沂老家休息一段时间了。得知同航班乘客的核算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时,Devin说“松了一口气”。

Eva在印度主要做进出口清关,印度疫情封锁期间,对公司业务影响也很大。她说,客户的货发到印度,清关慢就会产生很多额外费用,还有一些客户干脆不发货了,因为发过去也没人干活。

冯迪在国内的工作是和学校合作,学校不复课,也就暂时没有什么任务派给他。冯迪说,领导觉得他在国外太危险了,劝他早点回来。不过,冯迪对于回国有些“佛系”,他说:“如果这次撤侨没有选上我,我准备在印度骑着摩托车继续北上。”

印度当地时间6月8日晚上12点左右,冯迪搭乘的东航飞往上海的航班从德里起飞,这是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组织的撤侨包机的首班航班,航班上大约有250人左右。

向使馆递交了个人信息后,冯迪接到了东航的电话,工作人员和他确认了信息,付好机票钱后,就等着出发了。

“大家都比较谨慎,从加尔各答回国的飞机上,大约95%的乘客都穿了防护服,也基本上都穿戴着防护罩、口罩、手套、脚套。“

采风团还参观了三亚博后村、中央商务区、游艇码头等。三亚博后村曾是一个贫穷的黎族聚居村庄,后来因地制宜发展产业,闯出了一条以玫瑰和民宿业带动产业兴旺、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子,实现了脱贫。据资料显示,2012年,博后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仅为5200元,2019年已跃升至24520元。至2020年5月,全村共有民宿44家,是海南最大的民宿村之一。

一开始,Eva一家并没计划在印度过中国农历新年,但当时国内刚出现新冠疫情,再加上Eva的公司在印度有事情要处理,全家就想等等看,也没急着回国。“开始,我是抱着能回就回,不能回就等的心态,但印度疫情越来越厉害,我们国内的公司也有事情要处理,干等着也不是这么回事。”

回忆起落地国内机场的情形,Eva已经记不太清了。“迷迷糊糊到了广州机场后已经记不清是几点了,可能是在早上7点左右。”

冯迪和Devin的心情稍微轻松一些。虽然冯迪同航班乘客的检测结果显示,出现了一例阳性病例,但他不是密切接触者。而Devin得知同航班乘客的核算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时,他说:“我们都松了一口气。”

印度封锁的三个月里,Devin就在住处把店里的账目、库存信息汇总,门店迟迟不能营业,到5月底,Devin遣散了店里全部9名员工。疫情期间,这些员工也找不到新工作,店里有什么后续要处理的事情,Devin还是会找他们来做兼职。

Eva回忆道,4月初,韩国和日本驻印度大使馆分别的安排了撤侨航班,那时候中国使馆还没放出消息。最夸张的是,身边有朋友一天最多能订8张机票,但订了也都被取消。

“一是我们夫妻两个工作都太忙,也顾不上辅导儿子,国内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英语,而印度学校是全英文授课,课程学习上比较吃力;二是儿子刚过来读书,同伴也少,大多时候是和韩国的儿子一起玩,有点孤独。”

6月9日早上8点20分,冯迪搭乘的航班抵达上海,乘客们大概分成30人一组,分批下飞机。做完核酸检测后,每位乘客带着行李被划分到不同区域,等着安排去隔离酒店。冯迪航班上的乘客大概被分到两个酒店。

Devin切实感受到印度国内疫情逐渐严重,开始紧锁国门的过程。2月,武汉的印度留学生回国后确诊新冠肺炎,印度政府逐渐收紧口罩之类的医疗物资出口。3月中旬,很多邦出现确诊病例,印度国内开始人心惶惶,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·莫迪3月24日宣布锁国之前,Devin开在班加罗尔开的店里,就有很多员工跑回家不来上班了。

图为二连海关关员在查验水果。梁晓虹 摄

成了阳性病例密切接触者

6月初,Devin咨询大使馆,订的机票一直被延迟,还能不能顺利回国。大使馆回复他,如果大家能买到票回国,就不组织包机了,不能的话就组织包机。于是,Devin取消了机票,在大使馆这里报名,等着安排撤侨包机。

Devin去年在印度注册了公司,负责公司的运营,就想花多点时间待在印度。往常,Devin一年大概往返印度4次,每一次待上2到3个月。Devin年初到班加罗尔时,也是计划3月底回国,4月中旬再去印度。

Eva的公司在德里有业务,去年12月初,Eva就到了印度。12月底,Eva的丈夫和儿子也办了旅游签来印度看她。

9天里,采风团既参观了经济开发区、中央商务区、科技城等地,了解海南自贸港建设,也走访了博物馆、华侨农场、特色乡村等,感受海南风土人情。团员们纷纷表示,本次采风活动,给了媒体人一个学习、了解海南自贸港的机会,海外华文媒体会继续对海南及自贸港建设进行深入报道。(完)

想要回国也难上加难,在搭乘使馆安排的撤侨包机前,Devin在3月买的机票被一次次改签,最终取消。为了交流回国信息,Devin数了数,前前后后总共被拉进了8个微信群。

回国前将近3个月时间,冯迪都在班加罗尔。当时印度在锁国,印度主要街道都有警察在管控,没有通行证就无法通过。但也就是在封锁第一和第二阶段管的比较严,走在路上,或是买菜都没什么问题,警察着重管的是开车或骑车出门的人。

这次和儿子一起回来,Eva决定,还是让儿子继续在国内把小学读完,之后再考虑要不要继续去印度读书。

“加了8个微信群,机票被取消了四次”

Devin准备调整一下计划,隔离结束后,先回临沂老家休息几天,然后和投资人开个会,把印度公司的情况和国内股东做个汇报。

警方目前没有透露有关枪手的更多细节。

冯迪在班加罗尔等待回国的时间里,没有印度通行证,只好碰碰运气,和印度警察斗智斗勇,在班加罗尔附近晃一晃。

在印度这一年多,Eva有了自己的感悟。“我还是很喜欢印度的,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会很焦虑,做生意好了会觉得高兴,亏的时候也挺沮丧。但在印度的这一年下来,通过跟当地人打交道,我觉得生活节奏都慢了下来,对自己也没有那么苛刻了。”

冯迪说,在登机前他们检测过体温,飞行途中,还测过一次。机舱内最后两排是空出来的隔离区,就是怕有乘客在飞行中途出现发热症状,好先送至后排隔离。

当时,撤侨给出的航班选择大概是从6月8日到12日,有五趟航班可以选择,落地的城市有上海、郑州、广州、济南、重庆。冯迪在北京工作,最后填了上海,朋友和他打趣道,如果感染了新冠病毒,也好快速得到救治。

这次到印度,Eva想着可以把一家人都在德里安置好,让儿子也转到了家附近的小学,体验下印度校园生活。Eva想让儿子融入当地社会,于是在印度上了几个月的学,但这学期结束,她觉得还是不到时候。

对于Eva来说,结果还是有些惊险。“我收到了广州疾控中心的电话,通知我们乘坐的航班出现了3例新冠肺炎阳性病例,其中一位离我们很近,临近的前三排和后三排就算是密切接触者,疾控中心通知我和儿子转移酒店。”

采风团参观“海南第一侨宅”蔡家宅。海南省侨联供图

到了德里机场,冯迪就收到了使馆为乘客们发放的安全防护包,里面有口罩、巧克力等物品。“从进入机场大厅,再到过海关、安检,这几关都是要摘口罩的。每一个步骤都要排队,一直穿着防护服也很热。”

至此,本次“追梦中华·走进自贸港”海外华文媒体海南采风行活动圆满落幕。本次活动由中国侨联支持、海南省侨联主办,来自马来西亚、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阿根廷、瑞士、匈牙利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10家华文媒体走访海口、文昌、琼海、万宁、三亚等地,开展了为期9天的考察采风活动。

5月下旬,使馆开始收集滞留在印度的华人信息,Eva上传了信息,耐心等待使馆安排撤侨航班。因为儿子的护照图片不清晰,使馆还给Eva打过一个电话,Eva还询问使馆,能不能给她和儿子安排6月8日回国的那趟航班。使馆回复她说,那天已经满员了,但是肯定会给他们安排一班,具体也没说是哪一天。

Devin数了数,为了回国,加了大概有8个群,滞留的华人都在里面共享信息。同行航班上有他之前在微信群里认识的一家人。“他们带着两个小孩,一家四口大概在1月份到印度旅游,滞留快半年了才回国。”

快餐店刚开起来时,Eva聘请了尼泊尔和印度员工,因为疫情关系,她不得不遣散这些员工。Eva说,这段时间,店里主要的客源就是诺伊达那边中国公司的员工。这一次,Eva和儿子回国,一家人退掉了在Jaypee Greens租的别墅,Eva的丈夫搬到了有中国公司的公寓楼里,她说:“这样他做生意的时候也能有些人聊聊天,就不会闷得慌。”

Devin在印度开了一家店,今年1月,Devin如期回到班加罗尔,几个月后,印度开始锁国,控制疫情传播。Devin的店也在3月停止营业,到5月就陆续遣散了店里所有员工。

Devin和Eva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到了印度。

入住隔离酒店后,上海、济南、广州酒店的日常安排都差不多,每天在线报体温,检查他们有没有什么不适。冯迪和Devin的酒店会将一日三餐送到房间门口,区别在于,冯迪的酒店可以点外卖,而Devin的酒店不允许大家点外卖。

Devin和冯迪一样,也住在班加罗尔。收到回国航班信息后,他很顺利的就买到了从班加罗尔到加尔各答转机的机票。印度当地航司给乘客提供了防护服、口罩、一次性手套和脸部防护罩。

本次采风行的最后一站是三亚华侨学校。三亚华侨学校由旅美华侨何坚先生于2009年出资兴办,是一所市直属全封闭寄宿式的十二年一贯制民办学校,现有学生3000余人;教职工290余人,开设多种国际化特色课程。华侨学校师生对采风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,学校的四名小学子与媒体人进行了交流,介绍了自己在华侨学校的学习生活,还向媒体人了解“如何能成为一名记者”,天真可爱的小朋友给采风团带来了许多快乐。

二连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张文博介绍说,作为中蒙最大的陆路口岸,二连浩特口岸出口的果蔬常年丰富着蒙古国人民的餐桌。

Eva的隔离酒店并不强制隔离者一定要吃酒店的三餐,Eva觉得酒店的餐食实在是不好吃,她和儿子解决午餐和晚餐的方式就是外卖。

三亚华侨学校校园景象。李明阳 摄

住进隔离酒店的第二天,冯迪、Devin和Eva就知道了同航班乘客的核酸检测结果。

事实证明,Eva确实运气没有那么差,现在,Eva、冯迪和Devin都安全的结束了隔离期。

老家在山东的Eva因为工作原因,在去年12月初就到了德里。12月底,她的丈夫和儿子到印度找她,一家三口在当地度过了中国农历新年。因为工作原因,Eva和家人聚少离多,新一年的计划是帮助丈夫在印度开一家中餐馆,儿子也转到印度当地的小学学习。

说到买机票,Eva称,自己带着10岁的儿子也并没有享受到“优先权”?。她说:“说实话,当时也没想到我们能按时回国。之前向使馆递交了信息,但是前几班撤侨航班的机票都卖完了,我也没收到消息。”

冯迪尝试过在网上还有现场受理点去办通行证,但都没成功。3月和4月,有国内的新闻平台找到冯迪说,国内都很关注印度疫情,想让他做直播。但通行证迟迟办不下来,就没法出远门,最后幸得当地媒体朋友的帮忙,冯迪才能和他一起出门拍摄。

接到电话的那一刻,Eva说:“很害怕。”疾控中心的人还安慰她不要太担心。到了这个年纪还没有坐过救护车的Eva,看到酒店门口停着转移用的救护车,她形容自己“心里还是很忐忑的”。

冯迪说,他们的酒店允许隔离者适当性地在网上购买生活必需品,“有志愿者帮大家把东西送上来,但因为在隔离期间,他们也怕我们吃坏肚子去医院,所以会检查有哪些东西不能送上来。”

“这一次疫情让我们损失惨重,至少未来半年,可能都很难出国工作,所以我也面临一个迷茫期,需要在国内临时找一份工作。在去印度之前,我在深圳工作,接下来,我准备重返深圳,希望能够重新创一家企业或是和国内的公司谈谈合作,也算是为未来再出海做准备。” Devin说。

Devin说,印度解除疫情封锁后,政府允许所有行业在6月30日恢复正常运转。但印度疫情状况还没有控制住,他不想冒险在这个时候营业,估计要到10月或是11月才能重新开门营业。

冯迪对使馆收集信息的过程记得还比较清楚。他回忆道,使馆在4月份就给出过回国信息登记表,5月份又收集过两次要回国的人的信息,最后一次大概是在5月24日左右,然后到27日截止。

到了5月,国内对印度疫情的关注度逐渐降低,少了拍摄任务,又赶上印度邦内边界恢复开放,冯迪就骑着摩托车到泰米尔纳德邦的边界看了看,一天之内往返,骑行100多公里。

新冠疫情打乱了Eva一家的计划,Eva几次联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,终于买到两张6月10日从德里出发的回国机票,而她的丈夫还继续留在印度,经营着刚刚开起来的中餐馆。

撤侨没有那么多名额,最终,Eva和儿子买到了回国机票,丈夫则继续留在印度。Eva记得,航班上大约有80%的乘客都穿着防护服,在她看来,“大家也是图个心安。我听说留学生们穿着的防护服都是使馆统一购买的,我们航班上大概有20名到30名留学生。”

博后村民宿一角。李明阳 摄

Eva的丈夫在去年底才到德里,当时一下子也没法找到很合适的工作。今年春节时候,他开了一间快餐店,加工一些水饺和蒸包,Eva就去帮他的忙,两个人一起处理外卖订单。

按照冯迪之前听到的信息,有人联系了大使馆,据说只要是旅游的、老人、小孩、孕妇,基本上都能搭上撤侨包机回国。

张文博介绍说:“疫情防控期间,为保障新鲜果蔬快速通关,二连海关为出口果蔬企业量身定制了一系列便利举措,让新鲜果蔬‘加速’走出去。”

Eva住进广州隔离酒店的第二天,就收到广州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,通知Eva和她的儿子转移到其他酒店。对方告诉她,她们成了航班上阳性病例的密切接触者。

6月10日,Devin搭乘着东航从加尔各答出发的航班,第二天早上7点50分落地济南,航班的载客数大概是在140人左右;同一天,Eva和儿子搭上了南航的航班,在印度时间晚上11点20左右从德里飞往广州。

Devin去印度时就已经做好了计划,买好往返机票。1月29日到达印度,他就买好了3月份的回国机票,后来这趟航班因为疫情被取消了。

6月8日,冯迪幸运的搭上了首班撤侨回国的包机抵达上海。不过,他也做好了选不上他的打算,“那我准备在印度骑着摩托车继续北上”。

当地昊罡果蔬粮油进出口园区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段宏启表示:“海关精简了我们需要上传的无纸化单据,又指导我们建设了自主存单场所,以往需要跑几趟才能办好的通关手续,现在只需一趟,为我们节约了不少时间和成本。”(完)

6月8日的航班已经启程,Eva发现后面一天的航班也没有他们的信息,眼看着身边好多老乡都收到了航班信息,Eva赶忙联系使馆。开始使馆没有回复,Eva只能再发信息催促,把自己带着儿子的情况解释给使馆,使馆回复她说,“会尽力安排”。接到南航电话的一刻,Eva心里想着,“只要能回来就行。”

(文中冯迪、Devin、Eva均为化名)

冯迪在递交信息时勾选了接受调剂,抱着和Eva一样的心情,他说:“如果搭乘不了去上海那班,给我调剂到哪一班都可以。”

两天后,Devin也顺利落地济南机场,等待他的是严阵以待的医护人员,Devin形容这些医护人员是“从头到脚全副武装”的。乘客下了飞机就开始填表、抽血、取样,但是效率很高,Devin说:“大约有140个乘客,只用了半小时,所有乘客都做完了检测。”

住进隔离酒店的第二天,冯迪得知他们的航班上出现了一例阳性病例。

Devin又买了一张3月27日出发的机票,前前后后一共改签了3次。印度政府宣布了第一次疫情封锁,表示会在4月13日解除封锁,Devin就改签了4月17日出发的机票;没料到,印度延长了锁国时间到4月底,Devin又把航班改签到5月8日;5月到了,印度继续锁国,他又把航班改签到6月17日。

从朋友在班加罗尔的家里出发,冯迪先买了一张印度国内航司的机票,飞到德里。但印度国内复航的航班没有很多,身边还有朋友的航班被取消,临时买了其他航班,才顺利抵达德里。

Eva的那辆救护车上载了四个同航班上的乘客,坐在车里,她安慰自己,“在飞机上穿了防护服应该还是有用的,也觉得我的运气应该也不会那么差。” 就这样,Eva和儿子被送到了另一家酒店进行隔离,每隔一天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。